近期，针对菲律宾前总统约瑟夫・埃斯特拉达之子、前参议员金戈伊・埃斯特拉达涉案的数十亿比索“猪肉桶”贪腐案融亿操盘，菲律宾最高法院近日作出一则关键司法裁决。
尽管金戈伊在2024年已因掠夺罪被判定无罪，但最高法院明确表示，他仍需就11项贪污腐败指控接受单独审判。
这一裁决直接驳回了金戈伊此前以“罪名吸收”为由申请撤销贪污案的诉求，也从侧面凸显出菲律宾司法系统在处理贪腐案件时，对不同罪名追责边界的细分原则。
案件的核心争议点，源于菲律宾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优先发展援助基金（PDAF）骗局。
这一基金因运作模式被民众俗称为“猪肉桶”，1990年正式设立时，其初衷是为菲律宾国会议员提供专项经费，方便他们根据选区实际需求，自主资助小型民生项目，比如乡村道路修缮、社区医疗点建设等。
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一基金逐渐偏离设立初衷，沦为部分政客敛财的工具。
从2008年开始，菲律宾政府大幅提高该基金额度，每位参议员每年可获得2亿比索的拨款权限，这一调整为贪腐行为提供了更大空间——部分议员通过与商人勾结，虚构根本不存在的民生项目，将基金款项转入私人控制的账户，再通过“回扣”“分成”等方式私分资金。
展开剩余77%金戈伊涉案的交易，正是这一骗局中的关键环节。
当时参与骗局的女富商珍妮特・纳波利斯，曾专门成立20多个皮包公司搭建利益输送链条：这些公司名义上承接PDAF资助的项目，实则根本没有实际运营融亿操盘，仅作为资金中转的“空壳”。
纳波利斯会先将基金款项转入这些空壳公司账户，扣除运作成本后，再将其中四至六成的资金以“回扣”名义返还给相关议员。
后来调查人员在搜查纳波利斯住所时，发现其家中储藏室里“现金包裹堆积如山”，部分现金甚至用报纸简单包裹，这一细节曝光后，曾在菲律宾社会引发强烈震动，也成为推动PDAF骗局全面调查的关键线索之一。
2024年，金戈伊首先面临掠夺罪的司法审判，最终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定其无罪。
但这一结果并未终结他的法律麻烦——负责审理公职人员贪腐案件的桑迪甘巴扬法庭，随即驳回了他提出的撤销贪污案申请。
该法庭在裁定书中明确指出，综合控方提交的证据，包括银行资金流向记录、证人证言、以及金戈伊与纳波利斯团队的沟通记录等，足以证明金戈伊在PDAF骗局中“行为具有频繁性与反复性”，已形成初步有罪证明，因此贪污案需继续推进。
对于桑迪甘巴扬法庭的裁定，金戈伊表示不服，随后向菲律宾最高法院提起上诉。
他在上诉理由中主张，贪污指控与此前的掠夺指控，基于的是“相同的事实经过与交易行为”，按照刑法中的“吸收原则”，较轻的贪污罪应被较重的掠夺罪吸收，既然掠夺罪已被判无罪，贪污案也应随之撤销。
针对这一核心争议，最高法院大法官玛丽亚在最终判决书中，对两项罪名的法律边界作出了清晰厘清。
她指出，菲律宾法律体系中，针对贪腐行为的定罪依据主要来自两部关键法令：《反贪污和腐败行为法》，明确将“向私人当事人提供不正当利益、优势或优待”列为贪污罪的构成要件，惩罚的是公职人员作为“利益输送者”的责任。
《反掠夺法》则针对更严重的贪腐行为，惩罚的是“公职人员本人通过回扣、滥用职权等一系列公开行为，不当获取巨额财富”，核心是追究公职人员作为“直接受益者”的罪责。
最高法院进一步强调，刑法中的“吸收原则”，即一种犯罪行为因与另一种更严重犯罪行为存在牵连关系，而被后者吸收，不再单独定罪——在贪污罪与掠夺罪之间极少适用，仅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成立：即同一公职人员既是利益的给予者，又是利益的最终接受者，两种犯罪行为的主要受益人完全重合。
但在金戈伊案中，贪污指控指向的是他作为参议员，利用职权向纳波利斯控制的私人公司输送利益的行为。
而掠夺罪指控的是他本人直接获取回扣、不当致富的行为，两者指向的行为主体责任不同，本质上属于独立罪名，因此不能适用“吸收原则”，需分别进行审判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金戈伊所属的埃斯特拉达家族，在菲律宾政坛一直与贪腐争议相伴。
他的父亲约瑟夫・埃斯特拉达，曾在1998年至2001年担任菲律宾总统，2001年因涉嫌贪污、收受贿赂等罪名被弹劾下台，后来虽经特赦，但家族的“贪腐标签”始终未能完全剥离。
金戈伊本人也曾长期活跃于菲律宾政坛，除担任参议员外，还曾在马尼拉市议会任职，此次涉案也让埃斯特拉达家族的政治声誉再次受到冲击。
从更大背景来看，此次最高法院的裁决，不仅是PDAF骗局系列追责的延续融亿操盘，该骗局当年曝光后，共牵连20名参议员、100名众议员，成为菲律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贪腐案件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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